进度反馈 | 我觉得这次咨询没什么用，怎么办？

作者：王之焕 孙启武

审核：任志洪

“怎么都是我一直在说，咨询师为什么不给我点建议呢？”

“做了这么久，我觉得心理咨询根本没有用！”

当你对目前正在进行的心理咨询产生上述不满时，你会选择直接离开，还是表达自己的不满呢？

直接离开似乎有点可惜，浪费了时间精力却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那直接表达不满吗？也许你有点不好意思面对面向咨询师控诉不满，没关系，咨询前后我们常常会填写很多量表，由这些量表转达咨询师吧！

可是担心又来了：就算我说了不满意能怎么样呢？咨询师会不会反过来指责是我的错？

进度反馈

进度反馈（progress feedback）指的是对每次咨询的效果进行连续、系统、标准化的测量，然后将测量结果和解释提供给咨询师的过程。

以往研究表明，进度反馈对症状较轻的当事人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对较为严重的当事人有消极作用，一直提供消极信息可能会打击到当事人和咨询师的信心。

所以不必担心，将你的感受诚实地写在量表里，告诉你的咨询师吧。不过，进度反馈究竟是如何起作用的呢？

首先，进度反馈可以纠正咨询师的某些认知盲区（例如，误以为咨询效果很不错），从而推动咨询进展。不过只有在咨询师持有积极态度时，他们才会重视这些反馈信息，并相应地做出改变。

其次，进度反馈能帮助咨询师察觉当前进行的任务与咨询目标之间存在不一致，从而及时地调整策略，与当事人建立更融洽的合作关系。换句话说，就是可以修复工作同盟裂痕，提高工作同盟质量。

工作同盟

工作同盟（working alliance），顾名思义，是指咨询师和当事人建立的一种合作性的工作关系，包括咨询“目标-任务”的一致性，以及当事人和咨询师在咨询中形成的情感联结。

大量研究证明，工作联盟是心理咨询成功的关键因素。随着良好工作联盟的建立，当事人的症状会逐渐减轻；同时，症状的减轻又能推动工作同盟的优化。在这个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当事人症状的严重程度、当事人咨询前建立关系的特点以及当事人-咨询师比率等都是重要的调节变量。

进度反馈→调节变量？

这么一说，进度反馈对工作同盟和咨询效果都有一些影响。那我们能否通过提供进度反馈，促进工作同盟对咨询效果的积极影响呢（即进度反馈是否在工作同盟-咨询效果过程中起调节作用）？

进度反馈的调节作用模型

有研究者试图检验进度反馈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作用（Sun et al., 2020）。他们将参与研究的当事人随机分配到反馈组（N=86）和对照组（N=73），反馈组对应的咨询师在每次会谈结束后会收到治疗效果评定量表（ORS）和会谈评定量表（SRS）的评估得分、分数解释等。

该研究发现工作同盟与咨询效果能相互预测，即对同一位当事人而言，工作同盟的变化可以预测下一次的症状变化，而症状的变化又可以预测本次咨询结束后的工作同盟评分的变化。

但进度反馈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该研究存在一些局限，例如被试流失过多，没有严格控制变量，SRS在中国样本中没有得到验证等。此外，也不能排除天花板效应的影响，毕竟不管工作同盟如何，提供进度反馈本身就较大地改善了咨询效果。

工作同盟→中介变量？

调节作用这一路径看起来似乎走不通。研究者们又提出了新的猜测，进度反馈是否通过提高工作同盟质量，从而改善咨询效果呢？为了进一步检验进度反馈的作用机制，孙启武等人（2021）调查了某大学咨询中心的48位咨询师以及他们的350位当事人。

工作同盟的中介作用模型

当事人在每次会谈前完成常规临床咨询效果评估（CORE-OM），在每次会谈结束后完成工作同盟问卷（WAQ）。研究助理会在咨询会谈当日将CORE-OM和WAQ的评估得分、分数解释等结果通过邮件发送给咨询师。

为避免给咨询师带来过大压力，研究者鼓励他们积极使用但并不要求必须使用进度反馈信息。根据事后调查，发现263个当事人的咨询师使用了进度反馈信息，为阅读进度反馈组；87个当事人的咨询师未使用，为对照组。

结果发现，与对照组相比，咨询师阅读反馈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能提高工作同盟质量，减少了咨询次数，对抑郁症状有较好的缓解效果；而且再次验证了工作同盟与咨询效果之间的相互预测作用。

不过该研究并没有发现工作同盟在进度反馈过程中起中介作用。或许工作同盟和进度反馈之间有某种未被认识到的交互作用，或某些潜在的影响因素未被控制，因此无法检查出本该存在的效应。

扩展研究

总而言之，从上述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将自己在咨询中的感受反馈给咨询师似乎是一件有益的事情，尽管这个反馈可能不那么积极。而这个反馈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工作同盟究竟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得到反馈后咨询师应该如何更好地回应等问题，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补充论证。

值得一提的是，不仅当事人给予咨询师反馈会提高咨询效果，反过来，咨询师把测量结果反馈给当事人也能起到一定的干预效果。

Finn等人（1992）在某大学咨询中心随机抽取了一些等候安排咨询的当事人，要求他们完成了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验2（MMPI-2）。随后32名当事人收到了MMPI-2的口头反馈，为反馈组；29名当事人只受到了施测者的关注，为对照组。

与对照组相比，反馈组的当事人自述症状显著减轻，自尊显著增加，对自己的问题更有了希望。

Finn（2007）开发了一套完整的治疗性评估（therapeutic assessment，简称TA）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当事人首先提出自己想要通过评估解决的问题，并完成一系列相关的自陈测验和投射测验，然后咨询师会和当事人详细讨论测验所提供的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得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不过该模型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进一步验证它在中国样本中的干预效果。也许不久的将来，你就能切身体验一番啦。

参考文献

Finn, S. E. (2007). In our client’s shoes: Theory and techniques of therapeutic assessment. Mahwah, NJ: Erlbaum.

Finn, S. E. , & Tonsager, M. E. . (1992). Therapeutic effects of providing mmpi-2 test feedback to college students awaiting therapy.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4(3), 278-287.

Sun, Q., Wu, C., Wang, C. D. C., Yu, L., She, Z., & Falkenström, F. (2020). Alliance-outcome relation and progress feedback: Secondary data analyses of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study in China. Psychotherapy Research, 1–12. https://doi.org/10.1080/10503307.2020.1772517

[孙启武, 吴才智, 于丽霞, 王巍欣, & 沈国成. (2021) 阅读进度反馈信息对工作同盟和咨询效果的影响. 心理学报, 53(4),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