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疫情之下,倍感无辜
在加缪的《鼠疫》中,北非的一座城市突发瘟疫,城市被重重封锁,无人可自由进出。朗贝尔是一个因为旅行而被迫关在这座城市里的记者,他认为自己是这座城市的陌生人,是最无辜的被牵连者,不应该受到本地封锁城市法令的约束。于是,在封城后他想方设法逃出。但当他真正有了出城机会时,却选择了留在这座城市,坚持自己在卫生队的工作,与瘟疫作战。
在这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中可能很多人都有过和朗贝尔类似的经历和想法。肺炎疫情不是由我们造成的,可我们却要承担这次疫情的后果。病人的生命遭受威胁,医护人员在一线日夜不休,武汉市民隔离在家,无数家庭无法团圆。
除夕节当日孤独的垂钓者
在肺炎疫情中,我们体验到无辜的情绪是正常的,无辜情绪是对身处其中的我们的一种保护。相反,罪恶感才值得被我们警惕。心理学研究发现,内疚是灾难中公众常见的一种心理体验。这种内疚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源于“我的生命是以其他人的生命为代价”的想法,幸存者会认为自己占用了医疗、人力等资源而导致其他人的生命没有得到及时救助。另一方面源于人们认为自己没有尽到最大努力去帮助受害者[1]。一项研究发现,对灾难感到自责的个体在之后的30个月内都会面对更多心理压力,在社交上更退缩,在生活中的应对方式更消极,比如更倾向于选择逃避,也因此更难从灾难中走出来,回归到正常生活[1]。
但无辜的情绪可能也会将我们引向另一个极端。在面对疫情时,合理的情绪可能会出现不合理的转移。我们可能会将无辜受到牵连而产生的愤怒情绪转移到同样无辜的人身上。比如武汉人作为最大的受害者和牺牲者,却遭受到了不公平的排斥与歧视。
我们需要理性地认识这场灾难的发生,病毒的源起和扩散,与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有任何直接关系。我们既没有去吃野味,也能在政府号召后做到不出门、不聚会。我们都想为抵抗疫情尽一己之力。这里的“我们”,也包括武汉人。
2 即使无辜,仍需尽责
疫情面前无需自责,但在控制疫情上我们需竭尽全力地尽责。
朗贝尔在放弃出城时对里厄医生说,“我一直认为我是这座城市的陌生人,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但现在目睹了这一切之后,我明白不管愿不愿意,我已经变成了这座城的一部分。这里的事和每个人休戚相关。”
同样地,我们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无辜并不代表我们与之无关。这次疫情是降临在一个个个体上的灾难,当我们了解到的受害者的信息越具体、越全面,我们离这场灾难的心理距离也越近。他们同样是别人的家人,担负着为人子女或父母的责任,他们的痛苦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我们也许不需要为这场灾难的发生感到自责,但我们无论如何应该为这场灾难的结束贡献力量。
同情心和责任感,正是人性的光明与伟大。
心理学研究发现,在灾难面前,民众的利他行为和亲社会行为会明显增加[2]。研究者观察震后居民的反应后发现人们的反应大部分是积极的,他们团结而有力量,积极合作,不断地解决遇到的危险和困难。还有研究发现经历自然灾害时,人们往往并不会利用混乱而做出危害社会的行为,反而会表现出理性和亲社会性的反应倾向[3]。例如,人们会自愿为灾区捐钱捐物[4],主动参与灾区建设的志愿服务[5],用更亲切、友好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人[6]。
在这个春节里,我们不断受到这样的感动。医护人员的逆行,科研人员的高效研究,赶建医院的工人的辛苦,还有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捐款和物资……我们对于战胜新型冠状病毒的信心与勇气,正是源于一个个平凡的人的行动。
除夕之夜,军医出征
17年后的请战书
就地休息的建筑工人
3 保持同心,各尽其责
如何行动?也许《鼠疫》中的主角里厄医生的话可以给予我们以启发。
“这完全和英雄主义无关,而是平常的尊严。也许看来很可笑,但是对抗瘟疫的唯一途径是用上我们的尊严。”
“尊严是指什么?”
“对我而言,我相信它代表着做好我的本职工作。”
政府的本职工作是及时有效的管控,新闻媒体的本职工作是使信息更透明便捷,医务工作者的本职工作是救死扶伤,科研人员的本职工作是科普和药物研究,警务人员的本职工作是维持秩序和社会安定。
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的本职责任工作也许是坚持基本的理性和同理心,力所能及地行动。
面对无辜情绪,我们有以下三个建议:
1)理解灾难:
理解灾难发生的原因和过程,合理归因,新冠病毒肺炎的发生极可能归咎于屡禁不绝的野味市场,归根结底在于打破了人与自然的边界。我们人类应牢记这个教训,与此同时,我们也应避免将这种无辜的情绪转为攻击同样无辜的受害者(武汉人)。
2)保持团结:
3)做出行动:
参考文献:
[1] Joseph, S. , Hodgkinson, P. , Yule, W. , & Williams, R. . (1993). Guilt and distress 30 months after the capsize of the herald of free enterpris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4(1), 271-273.
[2] Perry, R. W. , & Lindell, M. K. . (2003). Understanding citizen response to disasters with implications for terrorism. Journal of Contingencies and Crisis Management, Volume 11(2).
[3]Bell, P. A., Greene, T. C., Fisher, J. D., & Baum, A. (1996).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Harcourt.
[4] Perry, R. W., Lindell, M. K., & Tierney, K. J. (Eds.). (2001). Facing the unexpected: Disaster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in the United States. Joseph Henry Press.
[5] Drabek, T. E. . (1986). Human system responses to disaster : an inventory of sociological findings. Springer Series o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17(4), 513.
[6] Fritz, C. E. , & Williams, H. B. . (1957). The human being in disasters: a research perspective.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309(1), 42-51.
作者:夏宇娟
审核:于全磊